币安上线，2017年7月14日12点
币安上线，2017年7月14日12点
十 、九、八、七……
整个技术团队都眼睛紧盯萤幕，我也是，其他人围在我们身后。 前台小芳举著手机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镜头的中央是我，我正在盯著萤 幕上的BNB[2]交易页面。
三、二、一！交易开启！
刹那间，萤幕挂满了卖单，没有买单。
「这不妙吧？」我自语。
零星的买单偶尔浮现，但报价一个比一个低。每当有买单接近最后成交 价，瞬间就被吞没。BNB的价格，一寸寸向下探。 办公室里的兴奋和期待，瞬间变成寂静。一向活泼的小芳悄悄放下了手 机，默默退回工位。
怎么会这样？
几小时前，还有人追著我要BNB额度。ICO[3]期间所有配额被一扫而空。而 现在，所有人都在抛售？
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买家本就打算在上线首日套现离场，指望一夜暴富。 不是说新项目首日都能暴涨十倍吗？ 也不是，Bancor在一周前上市时不也 跌破发了吗。
没时间思考。交易页面的聊天框里很多人已经在「问候」我祖宗了。上线 首日，聊天室没有任何过滤机制，也管不了那么多。 值得安慰的是，系统居然没崩，也算牛逼了。技术团队还在查看各项系统 指标，财务团队也在对帐。
压力
我不在乎那些对我祖宗的问候，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压上了心头，上万 人因为信任我，投了钱，但现在他们都在亏钱。这开启了我人生中压力最 大的一段日子。
平心而论，我们的上线很成功啊。ICO后仅两周就推出了交易平台。界面简 洁流畅，系统响应是肉眼可见的快捷。
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这些？
但有时候，市场的涨跌毫无道理，只是反映了大家的情绪。利好消息可能 引发币价跌，负面新闻也可能推动上涨。 接下来的几周，办公室基本是彻夜通明，我们夜以继日地推出了很多新功 能：
● 零手续费优惠
● 上线十几个新币种
● 向NEO持有者分发GAS[5]
● 推出全新UI界面 (v2)
● 开放ETH交易对市场[6]
● 推出行动端
● 新增九种语言
但这一切好像都没用。平台的表现、每天增长的用户数，这些好像都与BNB 的价格完全无关。
我坚持每隔一天直播一次。弹幕里一直有人骂，但我不在乎。我只想让社 群看见：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努力建设。 传统企业的CEO可能会躲在公关团队身后说官话。我觉得这套已经过时了。 在区块链时代，用户需要感受到你的真诚。与其躲起来，不如站出来。 在漫天骂声中，依然有支持的声音：「给他点时间，至少他还在坚持。」 这些理解，是我很大的安慰。
这场骂战持续了三周，直到我们宣布何一加入。
早年岁月
我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的青口镇，从上海往北大约八小时车程。我父母都 来自小村庄。父亲在广播站工作，负责维护县里的广播系统。在那个没有 收音机和电视的年代，这是重要的通讯和娱乐渠道。我对青口没什么记 忆，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家人那里听来的。 父亲是个书虫，别的孩子在玩耍时，他在读书。据长辈说，他是周围村里 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可他刚进大学就遇上文革，大学停课，学生们下放 农村接受「再教育」。父亲被分配到离家挺远的青口镇，在那里遇见了我 母亲。
1978年，我一岁时，停摆十年的大学恢复招生；没上过本科课程的父亲报 考了研究生，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科大在500公里外的合肥，他只能 在寒暑假回家，我们一年只能见到他两次。
仲湖村
1982年左右，仲湖村，我 (左) 与姐姐 (右) 的合影。
母亲独自照顾著蹒跚学步的我和姐姐。为了有人帮衬，我三岁那年，我们 搬到了姥姥家附近的仲湖村。
母亲在村里的中学教数学和历史，我们住在教师宿舍里。周边三十多个村 子里，只有我们村有中学。最初几年，校内的教师宿舍里没有别的孩子， 只有我和姐姐，村里的人叫我们「中学的那对小孩」。 姥姥经常过来和我们同住。父亲常年不在，家里大多时候是姥姥、母亲、 姐姐和我的四人世界。我们睡觉的时候挤在一间屋里，两张床占了大半空 间，另一间屋子兼作客厅、书房和餐厅。地面是泥土，连水泥都没铺。 母亲给我们姐弟俩各自准备了书桌。这在那时的农村堪称奢侈。现在回 想，妈妈的这份重视可能也在我的潜意识里埋下了学习的种子。 姥姥总是慈爱地笑，她的口袋像魔术师帽，总能变出花生和零食，这大概 是我现在还爱吃花生的原因。
那时没有自来水，最近的井在三百米外。母亲每天要挑著扁担往返多次， 把水倒进家中的水缸。这些水要供全家喝、做饭，偶尔才能洗个澡。洗澡 时，每人只能用一桶水，没有淋浴，要小心地舀著用。冬天天气冷，更是 难得洗一回。
几年后，新技术终于传到了我们的小村庄。和邻居们一样，我家院子里也 装上了手压水泵。先舀几瓢水倒进去，用力压几下，就能听到水流哗哗地 涌出来。我总惊讶于这么简单的机械，竟能引出源源不断的活水，好像地 底藏著永远用不完的清泉。那台手压泵不仅解决了我们一家的用水问题， 更在我心里种下了向往科技的种子。
那时我们村里还没通电。小学低年级的无数个晚上，我都是藉著煤油灯豆 大的光写作业。几年后我们那片终于开始供电，但每天只有短短几小时， 供电时间也没个准，煤油灯依然是我们夜里最可靠的伙伴。在煤油灯的微 光和时亮时暗的电灯下，我度过了童年里开心的读书时光。 大人们挂上灯泡那天，我像是看见了魔法。姐姐说这是爱迪生发明的，我 心想：「这人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们搬到村里时，附近没有幼儿园。那时姐姐五岁，母亲不愿让她整天在 家没事干，便想办法安排她提前入学。妈妈对小学的老师说，让孩子试 试，如果跟不上，就让她明年留一级。结果姐姐不仅跟上了，还学得挺 好。于是到我五岁时，妈妈也让我也比同龄人早两年踏进了校门。 因为个子小，老师总把我安排在第一排。从那时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 事大都年长于我，直到创立币安，我才成为团队里最老的人。 我从没因为年纪小被欺负过。我也一直挺合群，没有落单。 小学时我的成绩一直中等。母亲常带我去老师家串门，现在想来，那是维 系关系、了解孩子在校状况的智慧。
母亲说，父亲直到高中才在学业上开窍，于是我也悄悄盼著，希望自己也 能某天像父亲一样迎来转变。一年年过去，我都快放弃了，但没想到进入 高中后，成绩真的就变好了，顺利地考入了大学。 我的童年有很多温暖的回忆。我记得在校门前的小河里抓鱼，虽然从没抓 到过，但过程充满乐趣。
我小时候最爱的游戏之一，是用柳条鞭打木陀螺。看它在尖顶上嗡嗡打 转，直到歪倒才罢休。我们能玩一整个下午，也能在去上学的路上，边抽 著它边走路。孩子们管这个玩具叫「懒老婆」。这名字现在看来有点政治 不正确，但那是80年代初，村里孩子并没有这种意识。大人们听到这称呼 总会哄笑，我直到很久后才明白笑什么。我一直以为玩具的名字是「蓝老 婆」，蓝色的蓝。在这些事情上，我的反应总是要慢半拍。 大姨住在邻村。父亲常年在远方的大学工作，母亲就经常骑著自行车带我 们去走亲戚。有时，我和姐姐俩人也会步行，走上约莫一个钟头的土路去 大姨家。那是我童年最期待的旅程。表姐们一直很照顾我们，表哥和表弟 教我骑水牛，也带著我在村后的河里光著屁股游泳。 现在回想，母亲从小给予我极大的自由。只要不伤己不伤人，她从不干 涉。而我也性子温和，很少惹麻烦。
合肥，1987-1989
1987年，于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左起：姐姐、母亲、我、父亲。 十岁那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合肥。父亲工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在那 里。
合肥是另一个世界。要转四趟长途汽车和火车，折腾整整一天一夜才到。 从前走著就能到的大姨家变得遥远起来。搬家之后，我和表兄妹们见面的 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离开仲湖村的那个清晨，大姨红著眼眶在车窗外挥手。她话不多，却特别 疼爱我和姐姐。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月台上挤满了匆匆忙忙的人。我一手紧紧牵著母 亲，一手牵著姐姐。她们另外两手推著塞满家当的两个行李箱。那时候常 听说有孩子在车站走丢，我们都很小心。 回过头看，我大概每四年就要搬一次家。不是什么刻意规划，只是自然而 然就成了这样。我早习惯搬家了，甚至过几年就想换个新地方。有人觉得 搬家很麻烦，我却觉得没什么。拎个箱子就走，很快就能在新地方安顿下 来。
当时没太在意，后来才发现，这种说走就走的心态，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 很多决定，包括后来商业上的发展。
它也让我养成不囤东西的习惯。我不收集任何实物上的贵重物品，包括房 子、车子、艺术品、手表等。这些东西搬起来太麻烦，反而成了一种负 担。
说回到合肥，火车到站时，我们跟著人流走过月台，下了台阶，穿过隧 道，再爬上对面的阶梯，看见了父亲。
他举著个大相机，对著我们拍照。那个年代，相机可是稀罕物，算得上奢 侈品了。那个大相机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现在回想，这大概也养成了我对 摄影器材的特别钟爱。
我们住在中科大的校园宿舍里。这种在大学校园里安家的模式，后来我们 去加拿大时又经历了一次。教职工宿舍是典型的筒子楼，长长的走廊两侧 排列著单间，每间房都住著一户人家。
我们一家四口挤在小小的单间里。两张上下铺、中间夹著一张书桌，还有 在当时罕见的彩色电视。厨房就是走廊里的一个煤气灶。煤气灶对我来说 是个新鲜事。在村里，我们都是用柴火、干草和煤球做饭。 那栋三层的筒子楼里，家家户户都是同样的格局。每到饭点，整条走廊都 是油烟味。
我们在宿舍没住太久。几个月后，搬进了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没有客 厅，主卧就当作客厅，摆上一张沙发，再加上床沿，勉强能坐下六个人。 我和姐姐住次卧，各有床和书桌。空间窄得转身都费劲。整栋楼没有洗澡 的地方，得走十分钟去公共澡堂。但有了独立厨房，就算没有热水，也很 知足了。
中科大的生活打开了新世界。大学校园很美：彩色的灯光喷泉、宁静的湖 泊、假山亭台，还有大大的阶梯教室和神秘的计算机房。 有个晚上，父亲带我和姐姐去参观。计算机房中央那台庞大的机器让我屏 住了呼吸。指示灯不停闪烁，发出规律的嗡嗡声。虽然只是单色显示器， 但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设备了。
父亲打开一个简单的双人赛跑游戏。只要连续按按键，萤幕上的小白点就 会往前跑。我和姐姐玩得正起劲，父亲却提醒说这是贵重设备，不能总玩 游戏，就带我们离开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脑，印象特别深。 在我们搬到合肥之前，父亲去多伦多大学做交换学者。我们搬到合肥后， 他决定去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读博士。这意味著，我们又回到 了大多数时候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在合肥读初中时，学校就在大学校园里头。跟我小时候一样，同学照旧 都比我大两岁。我的成绩也还是在中游。看著自己不上不下的样子，我心 里嘀咕：等到高中真的会像父亲那样突然开窍吗？我好像不是读书的料。 读书虽然不咋地，但我热爱乒乓球。每次快下课时，我总是早早握紧球 拍，一只脚探出课桌外，只等铃声一响，就像离弦的箭般冲向全校仅有的 十张水泥球台。我那和蔼的数学老师，也在成绩单上尽职地描述了我这个 行为，害得我被父母教训一通。
大学校园像一座小城市，围墙圈起，隔出独特的天地。常有大我七八岁的 大学生来家里做客。他们都恭敬地叫我父母「老师」，向父亲请教申请国 外大学的事，好奇被录取后的人生会怎样。我也常去他们宿舍玩。每间屋 子摆著四张双层床，住八个学生。就在这些拥挤却热闹的空间里，我跟他 们学会了象棋和围棋。
学校里的柏油路特别平整，在我看来很新鲜。姐姐的朋友借给我们一双绑 带旱冰鞋，我很喜欢。刚开始是在家里练，屋子窄反而方便，随时能扶著 墙保持平衡。
后来到了温哥华，我换上了直排轮滑，每天在UBC校园里自由穿梭。等到去 蒙特娄读书时，轮滑还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常和朋友们一起，从麦基 尔大学一路滑到旧港，再溜到赌场岛，最后去中国城吃碗地道的越南粉。 1987年，我们开始申请去加拿大探亲的护照。这个过程很繁琐，母亲要跑 很多政府部门，直到1989年初，我们才终于拿到护照。 申请签证也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具体细节，只知道爸爸寄了很多文件回 来，妈妈也准备了很多申请材料。
1989夏天，母亲带著我和姐姐去北京办加拿大签证。加拿大大使馆外面的 队伍绕著整座院子，人们彻夜排队来申请签证。 我们递交了申请材料，包括推荐信与担保函。几天后，签证获批了。1989 年8月6日，母亲、姐姐与我从上海起飞，前往温哥华。 出发前几天，表姐陪我们先到上海游玩。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城市，在 外滩拍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我在三十年后发在了X上。那时的我并不喜 欢上海，它太大、太拥挤。但神奇的是，后来上海总有方法召唤我回去。 第一次坐上波音747，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洗手间的门一关，灯就会自动 亮起，让我惊奇不已。那次长途飞行我几乎没睡，全是兴奋和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