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1989-1995

1989年8月，在上海外滩，临出国前。背景是那时的浦东陆家嘴。

温哥华，1989-1995

刚走出温哥华机场，又看见父亲举著他那台大大的相机，等著拍我们到达 加拿大的第一张照片。

1989年8月6日，初抵温哥华机场时，父亲的朋友为我们一家人拍摄的留影。 父亲那时还没有买车，是他一位朋友开著辆旧雪佛兰来接我们。车子虽然 很旧了，但我坐上去却特别兴奋。十二岁的我，从来没坐过小轿车。 车子带著我们去了新家，那是UBC校园学生宿舍区里的一个单间。接下来的 几个星期，我们一家四口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房间被两张上下铺塞得满 满的，除了床几乎放不下别的东西。卫生间在走廊尽头，是公用的。厨房 也是公用的，大大的冰箱和长餐桌边，总是坐著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热 热闹闹地一起吃饭。就是在这个公用的空间里，我们开始了在加拿大的新 生活。

到温哥华还没几天，父亲就带著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找到一位卖车的 学生。我们花了400加元，买下了一辆已经开了十几年的达特桑。这是我们 在加拿大的第一辆车。

这辆不知道转过几道手的旧车，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散架，后来也确实经 常抛锚。但这些都挡不住我的兴奋，只要它还能开，我就很满足了。也许 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我对那些豪华车一直没什么兴趣。 几周后，我们搬进了UBC教职工住宅区的联排别墅。虽然地方不大，但对 1989年的我来说，那里就像天堂。那是我住过的最宽敞的地方：楼下是厨 房和客厅，楼上有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储藏室，房子前后还有小花园。 父母和姐姐各住一间卧室，小储藏室变成了我的「房间」。单人床垫严严 实实地卡在三面墙中间，每天我都要从床尾像钻山洞一样爬进去睡。这个 没有窗户的小空间却让我感觉特别安心，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没有 狭小空间恐惧症。我天生是个内向的人，一个人待著反而能补充能量。 姐姐总是很照顾我，每隔几星期就会提出跟我换房间，让我能透透气。有 这样的姐姐真是我的幸运。我们在这栋温暖的小屋里度过了青春时代。 我们并不富裕，比周围大多数人都要节省，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心里 总是感谢已经拥有的一切。

到加拿大第三天，母亲就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缝纫的工作。她本来在中国 是教数学和历史的老师，但因为英语不好，在加拿大只能做最低时薪的工 作。她每天七点不到就要出门，晚上七点多才能回到家。她在缝纫机前坐 了很多年，用最好的年纪默默为她的两个孩子铺路，从不埋怨。那时14岁 的姐姐，每天负责给全家人做晚饭，而我则包下了洗碗的活儿。 父亲那时还在读博士，学校每个月发一千加元补助，母亲的收入更低。虽 然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但每一分钱都要算著花。父亲会仔细地从报纸上剪 下各种优惠券。星期六一早，全家就开著那辆老达特桑，照著优惠券一家 家商店去买蔬菜水果肉蛋奶。这精打细算的周末采购，成了我们在加拿大 最初几年的家庭活动。

对我们来说，去外面吃饭是难以想像的奢侈。直到来加拿大两年后，为了 庆祝姐姐十六岁生日，父亲才第一次带我们去了唐人街的一家面馆吃长寿 面。

我从来没有零花钱，也没要过。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尽管收入不高，但 父母每个月总能攒下一点钱。父亲理财特别精细，他有个小本子，上面一

笔一笔记著所有的开销。

有一次在Safeway超市，我看上了一架1.99加元的玩具飞机，缠著父亲非要 买。又哭又闹，求了很久，他那次破例答应了。那架小飞机成了我整个少 年时代唯一的玩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开口要过任何玩具。直到今 天，我对那些很贵的玩具也不感兴趣。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带我去电脑店，花了七千加元买了一台x286电脑。这 相当于他整整七个月的收入。现在想想，父亲很会规划开销。那是父亲和 我这辈子买过的最贵的电脑，但现在回头看，这笔钱花得特别值。如果没 有那台电脑，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1990年，在温哥华，第一次接触x286电脑。

刚到加拿大时，我英语不好，只能先上语言班。在ESL教室里，我们这些从 世界各地来的学生，磕磕巴巴地练习著陌生的英语。两年后，当我终于转 到普通班级时，却意外地发现数学课给我跳了两级。数学成了我最早能听 懂的语言，为我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另一扇窗户。

工作

姐姐十五岁开始用课余时间在麦当劳打工。一年后，我十四岁，刚好达到 麦当劳允许的最低用工年龄。虽然法律工作年龄是十六岁，但麦当劳有特 殊许可。我在生日那天递交了申请，一周后就上班了。时薪是4.5加元，虽 然比最低工资还低一点，但对从来没有零花钱的我来说，已经是一大笔钱 了。这份工作不仅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赚钱的感觉，也让我能为家里分担一 些责任。

十五岁那年暑假，我在温哥华Hastings街的PNE游乐园当洗碗工，时薪9加 元，是麦当劳的两倍，算是事业上的飞跃了。 十六岁有驾照后，我在温哥华King Edwards路的雪佛龙加油站上夜班，从 晚上十一点工作到清晨七点，时薪十二加元。 那年夏天，我考取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排球协会的裁判资格证，开始为高 中联赛做裁判，每小时能挣十六加元。我开车辗转于各个学校，每场球赛 按四小时结算报酬。这份工作不占用上课时间，又正好是我热爱的排球， 做起来完全不觉得是在打工。那是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那句话的含义： 「如果你热爱自己的工作，这辈子一天都不用打工。」

排球

我和姐姐就读了家附近的University Hill Secondary School。这是间在 UBC大学校园里的公立中学。它很小，但氛围非常好。我有很多好朋友，老 师们对我也都挺好。

在中学这五年里，排球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闲暇时光。每周练十五个小 时，每天放学都要练上三小时，这份热情从八年级持续到高中毕业。 说起打排球，要追溯到八年级在Daniel家玩的一个下午。他翻出个排球， 我俩就在后院比划起来。连一个回合都打不完，却莫名地上了瘾。没过几 周，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我们。

到了九年级，我们居然真在U-Hill中学拉起了一支队伍。我们学校是温哥 华最小的中学，当时五个年级加起来才两百多号人。每个年级男生不过二 十出头，选人时常常凑不齐数。温哥华其他中学大约三千学生。我们连凑 齐首发都勉强，经常只有六个人到场，连替补都没有。

1993年，中学排球队合影。从左至右：Mr.Glassby老师、 Jason、 Rudy、Frank、Ray、我、一 位忘记名字的队友、Mr. Beaten老师

虽然实力一般，我们从不偷懒。我练得最勤，队友们便推选我当了四年队 长。这段经历让我初次体会如何带领团队，特别是如何在挫败中前进，毕

竟我们输的比赢的多。

体育老师Mr. Glassby自告奋勇来做教练。他是位长跑高手，并不太懂排 球，却热心地捧著排球教材书现学现教。我在温哥华公立图书馆借到了同 样的书，往往他刚布置训练内容，我就知道下一步要练什么。 十年级前的暑假，UBC大学校队举办了一个排球训练营。温哥华各中学几百 个学生报名，我的几个队友也报了名。我交不起90加元的报名费，但我还 是去了现场，坐在看台上看。没想到第一天下午，Conrad教练注意到我， 问我为什么只在那里看。我说了原因。他说，「你来吧。」招手邀我下场 训练。那一刻，我体会到一个我多年后才会表达的人生道理：到场是成功 的八成。

Conrad是UBC大学校队的队长，只比我们年长几岁。训练营临近尾声时，我 鼓起勇气问他，是否愿意做我们U-Hill排球队的教练。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不仅是很好的教练，也教了我很多人生道理。 十年级末，我的跳发球已经有点杀伤力了，但成功率只有80%左右。Conrad 要求我一直跳发。在一场关键比赛中，我们7比14落后，我连著八个跳发球 直接得分，把比分追成了15比14。在赛点时，我害怕失误，改用站发球。 发球没失误，但我们最后还是输了比赛。 赛后Conrad问我：「为什么没有坚持跳发？」我解释说，因为按照概率该 失误了，所以想保守点。他给了我两条建议：第一，以后永远用跳发，他 再也不想看到我站发了；第二，永远不要中断自己的惯性势头。这第二句 话，在我之后创业和人生的路上经常用到。 那个赛季，我们校队入选了市赛，这在我们学校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虽然 我们队输多赢少，市赛的组织者还是把MVP（最佳球员）颁给了我。那是我 人生的第一个奖杯。

那个暑假我入选了温哥华市队。全市选十二名球员，能被选上我很开心。 不过我在加油站上夜班，经常累得没精神，训练状态时好时坏，还因为轮 班错过了几场比赛。虽然表现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我还是很喜欢那段 充实的训练日子。

同一个夏天参加省队选拔时，我还是败给了天赋。无论怎么苦练，我的弹 跳高度始终越不过一米的基础门槛，无法被选中。那一刻我明白：人生就 像打牌，摸到什么牌我们没有选择，重要的是打好这副牌。高中后两年我 还在打球，只是运动员的梦已经破了，排球成了纯粹的爱好。 等到进入麦基尔大学时，我没再尝试加入校队。那段与排球紧密相连的青 春，就这样翻篇了。

女子排球助教

高中那段日子，除了打球和做裁判，我还帮忙做同年级女排队的教练。那 段时光特别开心。我性格腼腆，这几乎成了我和女生们相处的唯一机会。 我把平时训练学到的方法调整后，教给她们，慢慢摸索出最适合她们的练 习方式。那时我说话结巴得厉害，和女生交谈时就更明显。 还好姑娘们从不像男生那样取笑我。每当我说话卡壳时，只要打个手势， 她们就能懂。她们很珍惜我带来的新战术，也总记得我的鼓励。我没和队 里任何一个女生约会，跟她们很多人成了好朋友。

口吃

在九、十年级时，我患上了严重的口吃。每当要说话时，十有八九会卡 住。越是关键的场合，越容易卡住。

作为排球队长，比赛时我经常需要和裁判辩论。可每当全场目光都在我身 上，我就紧张得说不出话。那场面又搞笑又尴尬。 学校的辅导老师Sheila人很好，有天将我带到她办公室。她告诉我，有专 业的语言治疗师能帮我。她知道我没钱，贴心地推荐了一位愿意免费辅导 的退休语言治疗师。

这位治疗师因车祸在眉骨处留下了凹陷，视力不太好。能有人聊天他也挺 开心，很愿意帮我。我每周见他两次。神奇的是，才过了四周，我的口吃 就基本好了，跟裁判争论时也不卡了。他教我「轻柔起音法」技巧：轻轻 说每个词的起始音。到现在我说话有时还会结巴，但已经知道该怎么应对 了。

我永远感激我的语言治疗师和辅导员Sheila。

体育课

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课。到高中十一、十二年级后，体育成了 选修课。为了吸引我们选课，Glassby老师找了好多活动场地，谈下了特别 优惠：每年只要50加元，就能在清晨体验帆船、潜水、滑雪等几十种户外 运动。这些项目如果自费，我根本负担不起，所以格外珍惜每次机会。 有一次，我偶然听到Glassby老师和帆船俱乐部聊天，说这是让年轻人爱上 这些运动的最好方式。的确，这些活动在我心中种下了喜欢户外运动的种 子。

我和Glassby老师特别投缘，经常主动帮他忙，包括之前提到的女排训练。 他爱跑步，受他影响，我的长跑也练得相当不错。 早在八、九年级的学校滑雪日时，我就学会了滑雪，喜欢在大自然里雪山 上滑行的感觉，但38加元的缆车票价对我来说太贵了。有一次，Daniel邀 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去滑雪。他母亲并不滑雪，却帮我付了所有费用。我 们在半小时车程外的赛普拉斯山滑了整整一天，直到夜场结束才回去。 多年以来，我持续热爱著户外运动：滑雪、单板、潜水、帆板，最近还迷 上了风筝冲浪。这一切，都要感谢Glassby老师和Daniel一家。

中学老师们

在U-Hill中学，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

物理老师Mason性情温和幽默。他说：「跟你们讲话就像在跟牛说话。要是 我真对著牛说话，别人肯定觉得我疯了。」英文里没有「对牛弹琴」这个 典故，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周一最后一堂是物理课，我们经常要提前离开，赶去别的学校打排球赛。 每次收拾书包时，教室里总会闹哄哄的。我当时的女朋友是个善良的台湾 女孩，她跟我说，我们这样打断课堂，Mason老师看上去很无奈。后来我就 让队员们离开时都安静点。

还有一次物理课上，我正埋头看日本漫画《灌篮高手》。故事讲的是个高 中生为追女孩而打篮球，我有共鸣，看得忍不住笑出声来。Mason老师点名 让我解答黑板上的方程式。我慌忙眯起眼睛盯了几秒钟，脱口报出了答 案，同学们都很惊讶。

课后，Mason老师找我谈心。他和气地说，他知道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可能太 简单，但上课还是要专心。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大学毕业后几年，我突然 听说他因癌症去世了，心里特别难过。

化学老师Jim很有趣，总用各种化学实验来吸引我们。他的教室就是实验 室，桌面经过特殊处理，不怕火烧也不怕化学品。九年级时，为了教我们 安全知识，他直接在课桌上点火，然后问：「桌上有火该怎么办？」 他故意停顿片刻，制造悬念。

等火自己熄灭后，他才解释：「如果火势在桌面范围内，让它自己烧完就 好。」

我心想：你牛逼。化学课我总是很专注。高年级时，我主动在课后帮他清 洗烧杯，洗了无数个烧杯。到现在，我还记得标准流程：每个烧杯冲四 遍。化学课唯一让我头疼的是背元素周期表，每次考完我就立马忘了。 Barbara老师教数学和生物。她嗓门大，看似很严厉，其实特别热心。生物 课对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很难，我在动植物部分学得吃力，到人体章节才稍 好些。

我数学比较好，八年级就跳级听Barbara老师十年级的课。她了解我的情 况，允许我坐教室后排写其它作业，甚至看《灌篮高手》漫画。 我还参加过一些加拿大全国数学竞赛：帕斯卡、凯利、费马和欧几里德 等。家里父亲和姐姐都是数学高手，说实话我压力不小。好在这些比赛成 绩还可以，甚至拿过几个奖。

Olsen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个子不高却自带威严。不少学生都怕他，特别是 非英语母语的同学。但他确实是位难得的好老师，知识渊博，教会了我如 何提高英语写作。当时我词汇量有限，就学著用简洁又带点俏皮的方式表 达。最终，我成了他班上少数拿到A的非母语学生。 法语是我最差的科目。学校规定要学第二外语，但中文不算。十年级以 前，Susan老师按课本教学，我还能勉强跟上。可到了十一、十二年级，来 自魁北克的Cecil老师上课不按课本。他喜欢即兴聊天，不做板书。我跟不 上节奏，最后只拿了C。我学过五年法语，现在连问路都不会。

Tom Grant是位难得的好校长。我九年级那年他刚调来，很快就让整个学校 提升不少。他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也总和我聊天。他不仅帮我们协调课 程与排球训练，还带我们办步行马拉松筹款。他尊重和真诚对待每个学 生。我毕业后不久，他就被提拔到了学区教育局。 人们常说，青少年时期塑造人的品格。我相信这点。我很庆幸自己的青春 有这些师长们的存在。或许正是这些愉快的记忆，让我潜意识里也希望， 在自己的人生里将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大学抉择

和大多数亚裔家庭不同，我父母从没有要求我成为医生或律师。他们给我 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做决定。但这也带来了选择的困惑：我到底要学啥 呢？

和大多数十七岁的少年一样，我完全没主意。 Ted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他父亲在台湾当医生，母亲带著他和姐姐在温 哥华生活，每天开著豪车接送他们上下学，家里住著漂亮的大房子。和我 其他台湾朋友家很像，那些孩子的父亲也多是医生。他们透过投资移民来 到加拿大，投上几百万加元做生意或买房，在这定居。 我和Ted的生活截然不同。我父亲靠助学金生活，母亲一早就得去制衣厂上 班，我常连自己的午饭都忘记准备。Ted的母亲很善良，总是准备好两份便 当，一份给他，一份给我。尽管家境优越，他们待人却始终谦和有礼。我 想，我身上谦逊的品格，正是从这位母亲那里学来的，虽然我知道自夸谦 逊本身就不太谦逊。

当Ted的母亲建议我当医生时，我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我申请了麦基尔大 学的生物专业。

正如母亲在我小时候预言的那样，到了十一、十二年级，我的成绩果然变 好了。高中毕业时我获得了不少奖项，其中含金量最高的是「年度最佳毕 业生」奖。这个奖要求学生在学业、体育、协助校务和社区服务各方面都 有出色表现，没想到颁给了我。

麦基尔大学录取了我，还提供了奖学金。UBC也给了我offer，但我知道是 时候离开温哥华了。在那里生活了六年，我需要去探索一座全新的城市。 蒙特娄，我来了⋯⋯